明清時期，隨著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市民階層普遍“慕奇好異”，喜好“異調(diào)新聲”的戲曲。加之明中葉后，印刷與造紙技術不斷改進、發(fā)展，形成了完善的刻印出版系統(tǒng)。這樣，市場需求的刺激和出版印刷業(yè)的發(fā)達，共同促成了明清戲曲文化的野蠻生長。而所謂的戲曲“問世是指創(chuàng)作的完成，出版則意味著廣泛傳播”，就是說若把文人創(chuàng)作的戲曲比作嬌艷的玫瑰，而坊刻的興盛則終使玫瑰蔓延成了花海。

較之元代，明清時期涌現(xiàn)出了更多的文人戲曲作家，作品數(shù)量浩繁，使戲曲生命之樹更加欣欣向榮。如果說元代劇作家多是為了口腹之虞而投入戲曲創(chuàng)作的話，那么明清時期的劇作家則多是在游戲辭藻、音律，興之所至，吟詠歌唱，真正把戲曲當作寄情寓意的工具。在近代以來關于明清戲曲的研究著作中，學者多從作家及其作品的角度探討戲曲文學的發(fā)展，而少有從書坊刻印、出版機制的角度去探討戲曲文學的興盛，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因為但凡摒棄了文學的關聯(lián)性存在和發(fā)展而孤立地就文學論文學，難免會失之偏頗?；诖?，《明清書坊與戲曲研究》（廖華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這部從另一視角觀照明清戲曲文學盛況的著述就顯得格外難能可貴了。

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之一，廖華教授的這部新著最大的亮點就是以出版文化的視角，從戲曲稿源、編輯、廣告、插圖、選本、評點、演出、受眾等方面，探究明清書坊在戲曲發(fā)展和傳播中的作用，并順此邏輯,考辨、釋解了明清戲曲研究史上一些久爭不明的疑題，進而豐富和深化了中國戲曲史研究的內(nèi)涵。比較近年出版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書無論是文獻選取的嚴謹性和翔實度，還是討論問題的細致性和深入度，都是可圈可點的，不僅厘清了明清書坊和戲曲的關系，以及戲曲發(fā)展的脈絡，還為研究明清戲曲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路徑，其開創(chuàng)性貢獻頗得學界好評。正如著者在緒論中交代的，“如果說一部作品的產(chǎn)生，是作者、文本、讀者三者緊密結合的結果，那么出版機構要完成一個刻本，就是刻家、作者、文本與受眾之間四者相互影響的結果”。

本書開篇即明確了全書的切入點——書坊刻印出版，并順此設計全書的邏輯框架、逐層展開論證。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從社會思潮、社會生產(chǎn)力、社會文化氛圍以及創(chuàng)作主體的共性心理特征等方面去深入探討明清戲曲刊刻興起的原因，使讀者能更為全面地了解明清戲曲刊刻興盛背后的復雜合力。

厘清了戲曲刊刻興起的原因后，作者重點闡釋了明清戲曲書坊刊刻過程中至為關鍵的“物”“事”“人”。其中所謂的“物”是指刊刻的具體內(nèi)容，也即選本和選本中的插圖；所謂的“事”則指戲曲刊刻作為社會活動所附帶的事項，諸如戲曲評點、戲曲改編和戲曲演出等；所謂的“人”則是指戲曲刊刻活動完成后的受眾，也即讀者群體。作為觀照的重點，作者對“人”的論述給予了更多的篇幅，其中主要論及了讀者群體的構成、讀者主體的變化以及不同時期讀者的特點等。作者還以“人”為基點，展開論述了讀者與“事”和“物”之間的關聯(lián)，即戲曲演出和戲曲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讀者對戲曲刊刻的影響。而這一關聯(lián)性的論述也正契合了作者從連接戲曲創(chuàng)作主客體的出版文化出發(fā)來進行研究的獨特視角，正如廖華教授在緒論中強調(diào)的，“一個戲曲刊本，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的精神，而且包含了書坊主對于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的思考”。書坊主及其書坊是連接受眾最直接的群體，是研究這一時期諸如小說、戲曲等文化現(xiàn)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由此觀之，全書緊緊圍繞“書坊與明清戲曲”的關聯(lián)，以全新的視角層層推進，一氣呵成地解決了明清戲曲發(fā)展環(huán)節(jié)中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不能不說是我國古代戲曲研究史上的一大收獲。

學術事業(yè)的推進、任何領域的研究開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書也只能算是明清戲曲研究長河中的一項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因而其不足或有待提升的地方也是顯而易見的。乾嘉學派代表錢大昕在給王鳴盛的《答西莊書》里曾說：“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guī)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币源撕饬俊睹髑鍟慌c戲曲研究》一書，洋洋30余萬言，其獨到的學術價值是難以用寥寥千余字說盡的，還有待諸位方家和感興趣者仔細品讀后自我領受了。

（作者單位系廣西南寧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2年02月23日第7版